在《宋书·隐逸传》中，名列第一的隐士戴颙，与其父戴逵、兄戴勃父子三人都以隐逸而著名。戴颙是著名的雕塑家和音乐家。后来弃官摒世，应衡阳王刘义季之邀到京口隐居。其实，他的隐逸并不真切。他常常与官吏士绅游山玩水，与刘宋的皇族有着密切关系。有一次，刘宋的皇子们铸造了丈六高的佛像供在瓦官寺，铸成之后，嫌太瘦了，工人却无法修改。于是找戴颙来观看。戴颙说：“不是面瘦，而是手臂、脾肉太肥硕了。”等除去手臂、脾肉的肥处之后，果然脸部不觉得瘦了。众人因此大为叹服。从某种意义上说，戴颙应该是“山中学士”。
“山中宰相”、“山中学士”是一个进退得宜、绝顶聪明的参政方法。一方面，和朝廷疏远了，可以避免许多在朝廷无法避免的人事纠纷、朋党倾轧、权力斗争，另一方面，仍然可以资治政务，可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能够和朝臣一样发表意见建议，但不必像朝臣一样负责实施这些意见建议；看到容易解决的事，他可以写好“隆中对”，见到难于措手，他完全可以不管，所以他的设想总是正确的；他能够像臣下一样为皇帝出谋划策，却不必像臣下一样受皇上的气，因为他是大隐士，皇帝为了博取求贤的好名声，对他一定十分尊敬。
于是复杂的朝堂和飘逸的山林，和谐在被融入理想境界——既能兼济天下，又能独善其身，有隐士的美名却不必受山林的冷清，有朝臣的能量却不必三跪九叩。于是，啸傲山林的隐士和玉堂金马的大臣，这种微妙的关系，形成了京口千余年的独特文化——山林文化。
归隐，中国读书人的一种情结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很多中国的读书人追求的一种生活境界，一种人生理想。归隐，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情结，即使是他们的政治仕途辉煌耀眼时，他们也还是有这样的情结的。
儒家的思想教育我们读书的目的就是入世，理想人格是“修齐治平”。可是事实上，“古往今来想做英雄的人不计其数，而成了英雄的人凤毛麟角”。人是不能认死理的，当追求“修齐治平”的路线不顺利时，归隐便成了不错的退路的选择，这样的处世之道用一句文辞来说就是进退有据。也正是这样的进退有据的人生处境的多重选择，使得中国的读书人大多数心理承受力很强，很少有极端的行为产生，既能忍耐又能激进。
当然，归隐是一种精神境界，境界则有高下之分：豪杰草民躲灾避祸，或藏身于山野、或隐蔽于深宅，此为“功利之归隐”；士大夫说“冥心试观化，世故如丝棼”，厌倦了世事的纷扰，本着“惹不起，咱还躲不起么？”的心态归隐，视为“形势之归隐”；如陶渊明、严光不谙世事、不堪世扰，天性疏狂散淡、飞扬洒脱，归隐则为命运注定的归宿。性格使然，我们说这是“性情之归隐”。但如徐霞客、梭罗这般，不论身在何处，都得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以真性情得大自在者，为“心之归隐”。
所以，隐居的是一种心态，一种把天下看淡，把人生看淡的心态。而归隐这种生活，归根到底是对于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我的一种回归。或恐惧、或淡漠、或淡泊、或执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