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亨利克·克雷默宣称：“女人生来多疑、虚弱、感性，最容易成为魔鬼的玩物。”
这本书被各地主教推荐、被法庭引用，迅速成为欧洲“猎巫圣经”。
从那以后，告密、审讯、火刑成了三部曲。
“你梦见过奇怪的事吗？”、“你家猫昨夜发出叫声了吗？”、“你是否在夜里与陌生人独处？”——这些问题决定一个女人的命运。
她们中，大多数没有反抗的机会。审讯从不讲逻辑。
教堂地下室的绳索、针具、铁架成了信仰的道具。
在德国纽伦堡的档案中，有一条简短记录：“嫌疑人无泪，不悔罪，火刑处决。”
当时的神职者坚信，“火能净化灵魂”。于是，他们点燃柴堆。女人尖叫，火焰吞噬，她的衣服和头发化为灰烬。人们围观着焚烧，像看一场节庆。
猎巫不是突发，而是制度。教会为审判设立法庭，贵族提供资金，刽子手受雇。
每烧死一个人，就有罚金、没收财产、赞助收入。
信仰与利益勾在一起，变成可持续的暴力机器。
到15世纪末，猎巫潮从法国蔓延至瑞士、德意志。
任何异样、独立、寡言、受教育的女人，都可能成为目标。一
个寡妇只因会读书，被镇民举报“读咒语”；一个草药师因治病太快，被指“使用魔法”；一个女仆夜里行走，被人说“与魔鬼约会”。
所有的荒谬，都被法律包装成正义。
那段时间，火堆成了权力的象征。谁能烧谁，谁就能立威。
历史学家统计，仅德意志境内，16世纪前后被处决的“女巫”超过四万人。而在每一次火刑后，神父都要宣读一句话：上帝宽恕她。
这一章的结尾，必须回到那张《女巫之锤》。
它教给欧洲两件事——如何制造恐惧，如何利用恐惧。当权力决定什么是罪，人就不再有清白。
你活着，就能被认定为“女巫”
1587年，德意志维尔茨堡。一个9岁的女孩被处死。理由是，她梦见邻居家的牛死了。
法院记录写道：“她与恶魔订约，以血为证。”
处刑那天，她被脱去衣物，全身扎针，寻找所谓“魔鬼印记”。
当血流不止时，法官满意地点头：“确凿无疑。”
这一案，成了猎巫史上最冷的注脚。
维尔茨堡猎巫案，持续六年，超过900人被判死刑，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
她们中有修女、有贵族遗孀、有学童、有孕妇。
这种屠杀不靠战争，不靠仇恨，而靠“证据”。
所谓证据——一个邻居的指认、一场莫名的噩梦、一次生病的偶然。
被告一旦否认，就意味着“魔鬼附体”；若承认，则自动成罪。
审讯在地下室进行。女犯被绑在木架上，脚趾被撬开，冷水灌喉。她们尖叫、昏厥、呕血。
记录者却在旁边写下：“供述不全，需继续审问。”
火刑场上，人群围观。孩子举着面包，老人祈祷。空气中飘着油脂与焦木的味道。
刽子手将身体钩起，挂在木架上，火焰一寸寸舔上去。女人的头发燃烧，发出爆裂声。
那并非一个案，而是产业链。
刽子手按人头领钱，审判官按案件分成。
“女巫税”被地方领主用来修建教堂、铺设街道。
烧死一个女人，能让城镇财政多出五十个金币。
一位被捕的助产士，在供词中被迫承认“亲手交出婴儿给魔鬼”，她其实只是在接生时剪断脐带。
她死后，家产充公，丈夫流放，孩子饿死街头。
猎巫案没有尽头，因为每个案件都要有人顶替下一个。
当一个被焚烧的女人吐露了另一个名字，火堆就能继续燃烧。
在维尔茨堡，有妇女在行刑台上喊出：“我已供出所有人，你们却还要更多。”
人们没有停下。法官说：“供词来自魔鬼，不可信。”
于是，新的女巫被逮捕。新的火焰再次点燃。
“你活着，就能被定罪。” 这句话在16世纪的德意志，成了最精准的法律条文。
恐惧不再是精神状态，而是一种秩序。
当权力找到替罪羊，就能维持稳定；当民众学会互相举报，就能证明忠诚。
在那片燃烧的土地上，女性的身体成了宗教的战场。
她们不是魔鬼的信徒，而是社会崩塌的代价。
当火焰升起，连沉默都成了罪。
谁把姐妹送上火堆
那段时间，控告“女巫”成了免死的捷径，只要指认别人，自己就能逃脱。
女人们互相撕咬，邻里成敌。一个少女为了自保，咬断手指写下另一位妇人的名字。
英国切尔姆斯福德的档案记载，十四名女犯在监狱里互相供认。
她们被迫签下供词，内容相似——“我在月圆之夜拜见撒旦。
第二天清晨，全数押往刑场。火堆燃起，十四个身体并排燃烧，黑烟卷上天，教堂钟声回荡整整两小时。
更残酷的是，很多人根本没机会被审判。只要传出“她施了咒”，民众就能先行动手。
在英格兰兰开夏，一位老妪被打入河中以“检验真伪”。
她漂浮在水面上，于是被认定“拒绝圣水”，当天绞死。
那是一个被恐惧吞噬的世界。
每个人都害怕下一刻自己被指控，于是争相把他人推向火堆。
“为了证明清白，就必须先出卖别人。”这种逻辑，成了猎巫体系的隐性规则。
档案中留下一段供词：“她说我有罪，我说她更有罪。我们都在喊，火却烧得更旺。”
人性在火堆旁蒸发。
那些女人不是敌人，而是被制度逼成的刽子手。
控告别人，成了她们仅剩的活路。
谁让猎巫变成产业
1643年，瑞士小镇。城门外竖起了二十根木桩。
每根木桩代表一个“案件”。刽子手按数量计酬，一人十金币，市长亲自到场监督，民众围观。
火焰燃起时，他满意地点头。那天，他下令再建一座更大的监牢。
到了17世纪中期，猎巫已不再是宗教仪式，而是一门“盈利事业”。
审判一名女巫，可以带来三重收益：财产充公、法庭经费、教区声望。
被处死的妇女，其土地与房屋自动归地方教会或贵族所有。
纽伦堡的法庭文件记载：“女巫案件平均结案周期四日，财产收入高于普通刑案三倍。”
法律成了生意，信仰成了借口。
一名刽子手写在日志中：“今日烧三人，领六十银币。天黑前，火未灭。”
最骇人的是瑞士坎顿地区的“高效猎巫模式”。
为了节约木柴，他们将两名女犯绑在一起焚烧，称作‘双罪并焚’。
附近村庄称之为“圣洁之火”，每到行刑日，孩子们会被带去“学习”。
直到十八世纪中期，启蒙运动兴起，理性与科学逐渐挑战神权。
部分神职人员开始质疑：“若她们真与魔鬼同谋，为何魔鬼不救她们？”
质疑声蔓延，火堆的数量终于减少。
1775年，巴伐利亚小镇处死了最后一位被官方认定的女巫——安娜·戈尔迪。
她被指控让女雇主的孩子发烧。无证据，无供词，死后143年，才被宣布无罪。
欧洲的火堆熄灭了，但那场猎巫并未真正结束。
它留下的，是一种结构化的恐惧。
当权力学会利用恐惧统治人群，猎巫就不再需要火焰。
女人的身体、思想、自由，依旧被种种“审判”定义，只是换了名字：道德、风气、秩序。
那句流传自中世纪的教会训令，如今读来仍让人心寒：“让她烧吧，上帝会区分她的罪。返回搜狐，查看更多